作为查尔斯·兰姆的精神继承者，安妮·法迪曼总是让人感觉她比兰姆少了点什么，她缺少的，其实是兰姆的不幸。中产阶级的欣快是离兰姆最远的东西，虽然他总假装自己正享受着那种心情。

　　《书趣：一个普通读者的自白》

　　[美]安妮·法迪曼著

  多普通才算“普通”？

  《书趣》（Ex Libris）一书的副标题“一个普通读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Common Reader）颇值得玩味。仿照尚福尔（Sébastien-Roch Nicolas de Chamfort）那句名言——“大众？多少个蠢蛋加到一起够凑成一个‘大众’？”（Le public, combien faut-il de sots pour faire un public?）——我们也想问：普通读者？得啃过多少书才够自称“一个普通读者”？

  安妮·法迪曼（Anne Fadiman）在书中讲过：“我四岁的时候，喜欢玩建筑城堡的游戏，用的是父亲的一套袖珍本，二十二册《特罗洛普文集》。 我哥哥和我本来有一套积木，可是特罗洛普的书更好玩：深蓝色，书本大小适合小孩拿在手里，薄薄的，不很高，像纸牌一样，用来搭建大门或吊桥是再好没有了。这套书现在已经归我所有。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把其中三册从书架上取下来，用不着几秒钟，《安娜夫人》和《索恩医生》便成了两根立柱，《巴塞特郡最后纪事》便悬悬乎乎地平衡在立柱之上，变成了一根横木。”（《我的祖传城堡》）这里面，除作者本人，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位是父亲，一位是哥哥，这两个人在《书趣》一书中多次上场。那么，父亲是谁？

  如今，许多中国的“普通读者”就算没读过至少也听说过一本在我看来未免有些自以为是的书，书的名字叫《一生的读书计划》，作者克利夫顿·法迪曼。这位法迪曼先生就是安妮·法迪曼的父亲。在中国出版的一本实际上绝大多数内容都出自一本英文书而封面上却印着一个中国人主编的名字、题为《我为书狂》（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的书中，收录了克利夫顿·法迪曼写的一篇题为《枕边书》的小文章，该文章透露，这位父亲大人最中意的枕边书就是特罗洛普的作品。

  《书趣》中最有趣的一篇文章也许要数《长字之乐》了，作者写道：“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不仅我们全家都围绕着长字、难字打转，我们还把各式各样的知识测验当作圣礼，似乎要利用每一个机会把圣水用最大的刷子洒在每个人的身上。当我观看电影《益智游戏》的时候，我兴奋地在座位上不断躁动，因为影片中范·多伦家庭里那种热烈的文学气氛，我真是太熟悉了。就像范·多伦家的孩子们一样，法迪曼家的孩子也经常受到考问，要他们讲出哪句文学名言是谁说的。”作者在亲戚朋友间搞的由二十二个长字组成的测验，哥哥认得其中九个，父亲认得十二个，在所有受验人士中，父亲排名第一，哥哥是并列第二。

  尽管安妮·法迪曼是在伍尔夫那种散漫读书的意义上使用“普通读者”一词的，可是她沐浴的知识“圣水”和“文学气氛”跟“普通读者”这种准民粹主义的宣称之间的悬隔，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尽管安妮·法迪曼阅读的方式的确是散漫的，因此与非专业读者拉近了距离，然而，她所感受到的文化浓度以及她对文化的专注程度和虔诚态度，恰恰是一般读者所不具备的。

  2007年，安妮·法迪曼接受英国《观察家报》访问，曾提到她理想中的晚餐会：“伍尔夫、柯勒律治和查尔斯·兰姆一定要出席。我跟玛丽·兰姆会在厨房里忙叨，她和我一起做饭啊。当然，我哥哥也得参加。我想，这就够了。这人数够维持一场简单的谈话的了。伍尔夫和我将是关注的核心。”这妹子的梦够狂野的，不过，还好，总算给她哥哥留下一席。

  何为“包法利夫人主义”？

  安妮·法迪曼在哈佛求学期间曾研读十九世纪英国文史，毕业后到《生活》杂志当记者。1994年，她参与创立《文明》（Civilization）杂志。1998年，她成为《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杂志主编。《书趣》一书中的全部篇什都来自安妮·法迪曼为《文明》杂志撰写的专栏，《闲话大小事》（At Large and At Small: Familiar Essays）一书除了最后一篇文章外全在《美国学者》上刊登过。因此，要谈这两本书，就不能不提这两本杂志。

  《文明》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资助的杂志，《美国学者》是美国优秀本科毕业生协会（Phi Beta Kappa Society）资助的杂志。刊物的这种附庸性决定了安迪·法迪曼日后遇到的麻烦的性质。

  《美国学者》的主编风波，曾两次搅动美国文坛。第一次是1997年，在主编位子上坐了二十三年的著名文人约瑟夫·艾泼斯坦（Joseph Epstein）被赶下了台；第二次是2004年，干了六年的安妮·法迪曼也被气走了。目前担任《美国学者》主编一职的，是Robert S. Wilson。

  艾泼斯坦被赶下台的理由是，该刊读者的平均年龄高达五十五岁，订阅量也从高峰期的四万份跌到了两万五千份，协会方面不希望《美国学者》变成日益萎缩的老人杂志。其实，在编辑思路上，安妮·法迪曼跟艾泼斯坦可谓换汤不换药，他们都是老派文士的作风，喜欢登载一些在一部分人看来幽默雅致、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却无关痛痒的随笔。因此，艾泼斯坦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安妮·法迪曼也根本解决不了。2004年3月，她跟出资方翻脸，对方给出的理由是，杂志一直在亏损——这也没问题，可是协会方面认为，亏损的额度应该大幅收窄，而安妮·法迪曼却一向以慷慨付稿费著称，两边厢的意见统一不起来，法迪曼遂愤而离职。看看现在的《美国学者》，调子似乎也还是那样，总归是跟不上时代，换了一任主编后，成本是否得到有效控制，我也不清楚。此类风波，实际上是美国文坛风气转变期出现的阵痛。旧式文风越来越边缘化，但又不能不做最后的挣扎。

  安妮·法迪曼的文学趣味无可救药的老派，收入《闲话大小事》中的两篇文章，《不含糊的兰姆》和《逃跑者柯勒律治》，暴露了她的心理依赖：她似乎从未从童年时代起就笼罩着她的“文学气氛”里走出来，小时候喜欢的，到了大学还在研究，四十几岁成了中年人，仍然迷恋这些。

  丹尼尔·贝纳（Daniel Pennac）在《像小说一样》（Comme un roman）中提出读书的“十大权利”说，其中一条就是所谓“坚持包法利夫人主义的权利”（le droit au Bovarysme）。具体说来，“包法利夫人主义”就是“指人类情感上所得到的立即及额外的满足；就如同想象力渐渐飞扬、脑筋开始颤动、心思膨胀满溢出来、肾上腺素迅速冲出、来自各层面的意识活动开始运转、脑内同时点燃每天的浪漫情怀的时候。”安妮·法迪曼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包法利夫人主义”的，这意味着，对这样一类读者而言，书籍只是生命的引信，它的作用在于点燃生命中的什么、紧接着照亮生命中的什么，它的作用总是在它之外、在它之上而不是在它之中的。

  安妮·法迪曼跟书耳鬓厮磨，跟书一起上床，书变成其生活的有机部分，然而，这不过是假象罢了，真实的情况却是，生活永远最大；与生活相比，书不值一提。这也解释了为何《书趣》看似读书随笔，读完了却发觉它是生活随笔。

  为什么说她不是兰姆？

  她是书籍的贪食者，她收集了大量极地探险方面的书，她讲过：“很久以前，我呆在一个旅馆套间里，屋内可读的东西至少已读过两遍，惟一还没有读的是同屋朋友的一本1974年丰田汽车使用手册，我只好靠它来战胜突发的失眠症。在当时的情况下，汽车手册里关于变换离合器的那一章真是太美了，比得上但丁《神曲·天堂篇》第三十一篇中关于‘永恒玫瑰’的神奇景观。”（《商品目录的命令句》）尽管安妮·法迪曼是这样一个“杂览主义者”，但就像其他所有的“杂览主义者”一样，他们的“杂览”注定是不够杂的；任何所谓的“杂览”都有明确的边际线。没有迹象表明她读过德里达，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她对理论社会学感兴趣。安妮·法迪曼广泛到让人难以置信的阅读兴趣恰恰是一个画地为牢的圆圈。

  安妮·法迪曼以及她的父亲、哥哥所代表的阅读品位，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品位，不指出这一点，是没有办法将她那些妙趣横生的小品文讲明白的。她全部的妙趣横生，都在说明中产阶级中下层的欢乐可能有哪些来源。他们的欢乐来自长幼有序的家庭，来自层次相当的朋友，来自暂时稳固的婚姻，来自价值保守的经典小说，来自五花八门的商品目录，来自层出不穷的小温馨、小感动、小收获、小惊喜……安妮·法迪曼可能没意识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中产阶级固有的欢乐。她享受到了这些欢乐，她也只能享受到这些欢乐。喜欢购书、藏书的人总爱夸说淘书之乐、“捡漏”之喜，其实，这不过是与所处阶级相关的一种经济算计而已。任何“捡漏”来的东西，价格乘上十倍或一百倍，那种惊喜感就会以十倍或一百倍的比率衰减。

  或许很少有人对书能有比安妮·法迪曼更高的热情，不过，难以压抑收藏欲望的法迪曼本人倒是给藏书泼过冷水，她说：“我读过一本关于收藏的书，所载收藏对象包括厕所手纸、维他麦包装盒、航空呕吐袋等，收藏人的照片都登在书上：一律为男性，看上去傻乎乎的。我父亲的表弟威廉·詹姆斯·西迪斯是个天才儿童，三岁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十一岁进哈佛大学，可是终其一生只是个收入很低的小职员。他收藏电车的转乘车票，共达两千多张。西迪斯一生不得意，模样也是傻乎乎的。……像西迪斯这样有才能的人，竟不能在工作中、在业余爱好中找到和他相称的事情干，实在是十分可怜的现象。”（《收集自然标本》）在这类收藏现象中，我们看到的是中产阶级中下层对更高阶层行为的一种模仿，人家收藏名画古董，你收藏不起，于是退而求其次，收藏包装盒或糖纸。藏书也未必不符合这个规律。当这类现象上的阶级烙印如此明显，却好像它们并不存在似的，开开心心地沉浸其中，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闲话大小事》原著有个英文副标题：Familiar Essays。我们现在应该明白，小品文（familiar essay）这种文体，像其他所有文体一样，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是有其升沉涨落的。在小品文逐渐退出文学领域的时候，安妮·法迪曼的作品作为一股逆流出现。必须强调，《闲话大小事》里的文章要比《书趣》中的成熟得多，其中的《一块棉布》、《水下》等文，令我深深感动；读《一块棉布》时，眼泪止不住地扑簌簌流下来。可是，小品文这种东西，并不总是无辜的。

  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曾在《前程之敌》（Enemies of Promise）中对阿迪生（Addison）的小品文做过深刻批判，在康诺利眼中，兰姆、爱默生、《笨拙》杂志等等是与阿迪生一脉相承的，因此，他对阿迪生的一部分判断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兰姆。康诺利说：“阿迪生对他身后英国散文所遭受的诸多劫难负有责任。在他手上，散文变得工巧、变得怪异了；在无须铿锵的地方，他把文章弄得铿锵了；在无须矫饰的地方，他把文章弄得矫饰了。他把小品文强加给我们，搞得不计其数的小孩子忙着对‘旅行’、‘伟人’、‘勇气’、‘园艺’、‘死刑’发表高见，结尾还总不忘引上一句培根说过的话。……阿迪生是最早为中产阶级的消遣而写作的人……他以一个绅士的态度写作，他强调他那绅士般的反讽、他那绅士般的忧郁、他那绅士般的空虚。他是新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他以轻松的口吻、辩护的口吻写着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他给新资产阶级的行为罩上一层烟幕，好让它在不争夺利润的时刻看上去似乎无害、可亲又感性。”

  《书趣》和《闲话大小事》是读来特别欣快的那类书，可是，我有时反而觉得欣快要是再少一点就好了。作为查尔斯·兰姆的精神继承者，安妮·法迪曼总是让人感觉她比兰姆少了点什么，她缺少的，其实是兰姆的不幸。中产阶级的欣快是离兰姆最远的东西，虽然他总假装自己正享受着那种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