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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张治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8月版，35 .00元
我喜欢看书，对于不侈谈理论、用实打实材料做文章的“实证”类学术作品，总是格外喜爱一些。如果它再多一些有趣的亮点的话，那就更高看一眼了。张治先生的《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一书，不贩售时髦的理论辞藻，却认真地把握住所有可依据的材料，又较好地结合了学术性和趣味性，让我这个门外汉也能看得津津有味。
书名的副标题是“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这里的“经典”二字打上了引号，反映出作者对于经典有着自己的狭义界定。他指明了自己在书中具体关注的两种“经典”，一种是近现代中国人所重视的新文类中的代表作，另一种则是在更深入了解了西方文学史后追认的经典作品，而这后一种更为重要。
两类“经典”的实质，其实都可归为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作者也指出：“文学翻译，作为西方文明进入中国过程中一项深入到言语层次的活动，反映着主动的选择和被动的接受两个方面，对于汉语文学后来的发展变化，自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若将“中西因缘”简化为翻译文学的研究，就显得过分单薄和笼统了，似乎不足以概括西方近代文明长期以来通过翻译活动对中国固有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起到的冲击作用。所以，用“因缘”二字来归纳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或许是较为贴切的。
中西之间的这种“因缘”是非常有趣的。书里具体阐述的许多例子，都显示了西方文化的译介引入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曾留下过的深刻烙印。最早引进中国的西方乌托邦小说与儒勒·凡尔纳式的科幻小说，曾使得中国人对科幻小说和声光化电有了自己的认识、吸收和发散，后来甚至于连老舍这样的作家也写过科幻色彩很浓的习作《猫城记》。又如，当福尔摩斯、爱伦·坡、亚森罗苹这一类的侦探小说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其惊险悬念的故事情节与思维缜密的写作手法就迅速吸引了中国读者和作者的目光。受西方侦探小说的极大影响，程小青方能写出东方版的福尔摩斯式侦探霍桑和亚森罗苹式的义贼江南燕。程小青笔下中国化的侦探故事，虽然在社会文化的小说背景上尚有不足，但是它比起旧时幼稚粗疏的模仿作品来，功力已大大提升了，这不得不说是拜中西文学间的因缘所赐。
《中西因缘》涉及的内容，还包括近代言情小说和儿童文学的译介，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学、西方中古文学、但丁作品、莎士比亚作品、《堂吉诃德》、歌德作品和狄更斯作品等等的引进，还稍稍提到了文言译诗、学术翻译和日本传统文学翻译的问题。由于书的内容是根据授课的讲义改订的，作者曾自谦地指出本书框架结构设计有“高大全”和“章多论短”的表现。这些毛病确实有，但读来仍感到比较流畅连贯，似可追想作者授课时的风度。
由于对材料的把握到位，全书有趣的亮点很多。譬如说作者使用材料的方法，就很实事求是，值得学习。序言里作者说到，他对材料的使用“是以亲见原始材料之面貌为底线，不盲信任何转述和回忆性文字。为了向阅读者凸显这一历史现场感，本书选用了许多由原始文本扫描的图片”。再者，按照作者自己在网络日志中的夫子自道：“本书所用的材料，除了个别收藏的旧书和早先在北京读书时留下的笔记，以及朋友们代为复制的资料，其他大多数得自我多年积累的扫描版旧书刊。”的确，《中西因缘》中附上了大量的书影作插图，而这些书影都清晰细致，显然是从原书扫描调取而非辗转复制的。而更令人佩服的是，书中所用到的这些材料，作者显然都曾通览过。他笔下提及这些材料时，不仅能够知其“然”(版本之“然”、译者之“然”、源流之“然”)，对其“所以然”(译本内容之“所以然”、译本区别之“所以然”、译本底本之“所以然”)也能够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作者在材料的收集上小有疏失，但可贵的是，他并不讳言此事。譬如1927年后世界书局邀请程小青主持重译、改成白话文新式标点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是个很重要的福尔摩斯探案译本。不过他坦率承认：“但是我没看到过这个本子具体的篇目，我们知道程小青当时曾伪造过两篇福尔摩斯小说，白话文，不知是否被放在其中了。”按作者所说，这书共收入了54篇小说，应是民国时期收录最多的一个全集。看来，未能掌握这个本子的具体情况，令本书对福尔摩斯作品的中译情况的整体把握未免稍有遗憾。
因之前读过作者的一本集子《蜗耕集》，大略了解到他“于小处见精神”的风格，所以在阅读《中西因缘》时，笔者很注意捕捉作者只言片语中透露出的“微言大义”。下面就举出几个例子。
作者在指出译者对于不同语言文学带有创造性地进行翻译，与译者单纯地进行技术性的翻译活动有着很大区别时，特别指出：“题外话是，今日学术体制下，有些学者不愿意下工夫去做学术译介的工作，就出现了将外文学术文献的材料翻译过来直接占为己有的个别现象。”坦率地批评到了当今的学术乱象。
提到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两个文学形象是如何随着历史长河，慢慢的在中国读者的心中扎下根来之时，作者便强调：译过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剧本的鲁迅、瞿秋白等人，对于堂吉诃德的身份与使命，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译者这里的题外话是：“瞿秋白临刑前所作《多余的话》，或可视为哈姆雷特气质的表现？”
作者还提到，由于种种原因，1949年以后学术译著的名家名作非常多：“1949年以后，世界名著的翻译在一段时间里由政府策划、专家从事，不考虑商业目的，因此能够出现一批完整又高质量的译本。”作者特别指出：“就笔者狭窄的眼界看来，堪称珍藏传世的至少有：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朱光潜译《新科学》、苗力田译《尼各马可伦理学》、杨岂深、杨自伍译《近代文学批评史》等等。”能够单独检出这几部名家名译，可见作者心中自有评判标准。可这评判标准究竟如何？这些名家名译具体的优胜处又在哪里？作者没有展开，却不得不引起读者们的好奇和探究。
这些注释里的小句子，很有值得读者参考的价值，因为在其中能看出作者自己的读书法和心得体会。惟寥寥数语，却给了读者们更多的探索余地。或许这可以转化为我们对作者下一本作品的期待。来源：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
书名的副标题是“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这里的“经典”二字打上了引号，反映出作者对于经典有着自己的狭义界定。他指明了自己在书中具体关注的两种“经典”，一种是近现代中国人所重视的新文类中的代表作，另一种则是在更深入了解了西方文学史后追认的经典作品，而这后一种更为重要。
两类“经典”的实质，其实都可归为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作者也指出：“文学翻译，作为西方文明进入中国过程中一项深入到言语层次的活动，反映着主动的选择和被动的接受两个方面，对于汉语文学后来的发展变化，自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若将“中西因缘”简化为翻译文学的研究，就显得过分单薄和笼统了，似乎不足以概括西方近代文明长期以来通过翻译活动对中国固有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起到的冲击作用。所以，用“因缘”二字来归纳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或许是较为贴切的。
中西之间的这种“因缘”是非常有趣的。书里具体阐述的许多例子，都显示了西方文化的译介引入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曾留下过的深刻烙印。最早引进中国的西方乌托邦小说与儒勒·凡尔纳式的科幻小说，曾使得中国人对科幻小说和声光化电有了自己的认识、吸收和发散，后来甚至于连老舍这样的作家也写过科幻色彩很浓的习作《猫城记》。又如，当福尔摩斯、爱伦·坡、亚森罗苹这一类的侦探小说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其惊险悬念的故事情节与思维缜密的写作手法就迅速吸引了中国读者和作者的目光。受西方侦探小说的极大影响，程小青方能写出东方版的福尔摩斯式侦探霍桑和亚森罗苹式的义贼江南燕。程小青笔下中国化的侦探故事，虽然在社会文化的小说背景上尚有不足，但是它比起旧时幼稚粗疏的模仿作品来，功力已大大提升了，这不得不说是拜中西文学间的因缘所赐。
《中西因缘》涉及的内容，还包括近代言情小说和儿童文学的译介，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学、西方中古文学、但丁作品、莎士比亚作品、《堂吉诃德》、歌德作品和狄更斯作品等等的引进，还稍稍提到了文言译诗、学术翻译和日本传统文学翻译的问题。由于书的内容是根据授课的讲义改订的，作者曾自谦地指出本书框架结构设计有“高大全”和“章多论短”的表现。这些毛病确实有，但读来仍感到比较流畅连贯，似可追想作者授课时的风度。
由于对材料的把握到位，全书有趣的亮点很多。譬如说作者使用材料的方法，就很实事求是，值得学习。序言里作者说到，他对材料的使用“是以亲见原始材料之面貌为底线，不盲信任何转述和回忆性文字。为了向阅读者凸显这一历史现场感，本书选用了许多由原始文本扫描的图片”。再者，按照作者自己在网络日志中的夫子自道：“本书所用的材料，除了个别收藏的旧书和早先在北京读书时留下的笔记，以及朋友们代为复制的资料，其他大多数得自我多年积累的扫描版旧书刊。”的确，《中西因缘》中附上了大量的书影作插图，而这些书影都清晰细致，显然是从原书扫描调取而非辗转复制的。而更令人佩服的是，书中所用到的这些材料，作者显然都曾通览过。他笔下提及这些材料时，不仅能够知其“然”(版本之“然”、译者之“然”、源流之“然”)，对其“所以然”(译本内容之“所以然”、译本区别之“所以然”、译本底本之“所以然”)也能够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作者在材料的收集上小有疏失，但可贵的是，他并不讳言此事。譬如1927年后世界书局邀请程小青主持重译、改成白话文新式标点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是个很重要的福尔摩斯探案译本。不过他坦率承认：“但是我没看到过这个本子具体的篇目，我们知道程小青当时曾伪造过两篇福尔摩斯小说，白话文，不知是否被放在其中了。”按作者所说，这书共收入了54篇小说，应是民国时期收录最多的一个全集。看来，未能掌握这个本子的具体情况，令本书对福尔摩斯作品的中译情况的整体把握未免稍有遗憾。
因之前读过作者的一本集子《蜗耕集》，大略了解到他“于小处见精神”的风格，所以在阅读《中西因缘》时，笔者很注意捕捉作者只言片语中透露出的“微言大义”。下面就举出几个例子。
作者在指出译者对于不同语言文学带有创造性地进行翻译，与译者单纯地进行技术性的翻译活动有着很大区别时，特别指出：“题外话是，今日学术体制下，有些学者不愿意下工夫去做学术译介的工作，就出现了将外文学术文献的材料翻译过来直接占为己有的个别现象。”坦率地批评到了当今的学术乱象。
提到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两个文学形象是如何随着历史长河，慢慢的在中国读者的心中扎下根来之时，作者便强调：译过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剧本的鲁迅、瞿秋白等人，对于堂吉诃德的身份与使命，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译者这里的题外话是：“瞿秋白临刑前所作《多余的话》，或可视为哈姆雷特气质的表现？”
作者还提到，由于种种原因，1949年以后学术译著的名家名作非常多：“1949年以后，世界名著的翻译在一段时间里由政府策划、专家从事，不考虑商业目的，因此能够出现一批完整又高质量的译本。”作者特别指出：“就笔者狭窄的眼界看来，堪称珍藏传世的至少有：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朱光潜译《新科学》、苗力田译《尼各马可伦理学》、杨岂深、杨自伍译《近代文学批评史》等等。”能够单独检出这几部名家名译，可见作者心中自有评判标准。可这评判标准究竟如何？这些名家名译具体的优胜处又在哪里？作者没有展开，却不得不引起读者们的好奇和探究。
这些注释里的小句子，很有值得读者参考的价值，因为在其中能看出作者自己的读书法和心得体会。惟寥寥数语，却给了读者们更多的探索余地。或许这可以转化为我们对作者下一本作品的期待。来源：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