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作者：林贤治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中国是“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事实性，规定了“乡土文学”在新文学中的分量。而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乡土散文”的实绩，在近百年的累积中相当可观。但是，如同整个民族文学一样，它的发展极不平衡，在这里，不妨把它分为三个时段加以比较：发轫期至上世纪4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上世纪80年代至今。倘若把三个时期勾描出来，两头大，中间小，明显地呈现出一个马鞍形。
在头30年里，乡土散文的作者一边拓荒，一边播种，但思想和作品迅速趋于成熟，而且收获颇丰：“睁了眼看”，给散文写作注入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这时的作者普遍持平民主义、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重个性，重个人情感和个人笔调；建立起现代文体观念，尝试并完善了乡土散文写作的多种文体形式；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乡土散文作家群，并产生了一批堪称经典的作品。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文艺被定位为“工农兵文艺”，通过号召、动员和规训，几乎所有的诗人和作家都成了乡土文学的作者。这时，与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集体创作的戏剧《白毛女》等一起出现的，还有孙犁等人清新的富于乡土气息的散文作品。比起小说、诗歌、戏剧来，散文界这种有散文而无散文家的现象十分独特。至上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公社体制的改变，中国社会在经济上日趋开放以及城市化的推进，乡土文学包括散文写作才开始复苏，渐渐出现新的蜕变。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的散文，包括报告文学，对于农村的叙事，带有丰收娱神般的喜庆色彩的话，那么，到了上世纪90年代，颜色便变得凝重起来。作家面对农村变革中的问题，特别是农裔作家，难免陷于困惑与忧思。这些问题构成了这一时期乡土散文的基本主题和主要内容，这里既有前现代社会遗留的问题，也有伴随近年经济改革衍生出来的问题，两者互相纠缠，又互相冲突；其严重性，致使所谓“三农”问题长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连媒体对农村状况的描述也使用了“沦陷”一词。
本书的编选，意在显示目前活跃着的乡土散文作家的责任与能力。他们通过诚实的作品，力求呈现当代中国农村真实的面貌，显示一种社会学的价值；与此同时，因为困惑与忧思，又往往使作品带上一种抽象的品质。让文学超越文学，需要更强大的胃，去消化生活、思想和艺术的一切。至于名为“新乡土散文”，应当指出：这里的“新”，并非巧立名目以标榜，也非广告贩售，而是因为集子中的散文，实实在在来自一个可生可死的大变革时代的最新赐予。
《村庄，我们的爱与疼痛》
林贤治 编选
漓江出版社
201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