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2014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图书举行了首发式，向国际社会更好地介绍了中国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

　领导人的多语种书籍，往往会向世界开启一扇观察和感知中国的重要窗口，出书过程中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通过外交途径译介其著作，不要版权费成了毛泽东的惯例

　在西方，最早介绍翻译毛泽东著作的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于1928年写成《中国大众：1927-1935年间的革命斗争》，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主要内容，报道了朱毛会师和第一次、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情况，此书的出版让西方对毛泽东的思想有了初步认识。

　1934年，共产国际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毛泽东文集，书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内容包括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其他3篇文章。毛泽东的思想从此开始在共产国际内部传播。

　上世纪40年代，日本开始接触并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抗战时期，就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机构收集出版毛泽东著作。到1952年，陆续出版了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到三卷，其中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印数达到30万册。解放后，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大量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学习借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

　出版大量多语种书籍，稿费要怎么算?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吴连登回忆：那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翻译出版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经常给毛主席汇稿费过来。对于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汇来的稿费，毛主席让中央办公厅一一退了回去。

　在“捷克要求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档案记录中，有一份外交部的报告证实，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团体出版社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译介主席著作的，毛泽东曾多次拒绝版税，他所关注的是翻译母本的版本、翻译质量的好坏。

　而另一份“1963年瑞典请求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档案也涉及了海外稿费问题。驻瑞典大使馆给中央外办、外交部的初次公文就明确地建议，“同意其出版，不收版权费”。外办和外交部仅五天后就直接给予了“同意”的批复。对此，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对于各国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译介其著作，不要版权费已经成为了毛泽东的惯例。

　《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在伦敦出版，与境外出版社的合作才真正开始

　《毛泽东选集》风靡全球，此前西方国家也有其他中国领导人著作的译作，但是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们”，大多数外国出版商没有经过中国官方的授权。

　直到1984年12月，共收录九篇文章的《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在伦敦出版，与境外出版社的合作才真正开始。在这本书出版时，邓小平还专门撰写了《序言》。那句著名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即出自该《序言》。

　这本书的出版商——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现在已隶属于爱思唯尔集团。原国家出版局局长许力以撰文回忆，1980年冬的一天，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紧急和当时的国家出版局联系，告知英国有一家影响力较大的培格曼出版公司，其董事长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先生来到北京，国家出版局的领导是否可以同他见一面，于是，便安排许力以与马克斯韦尔座谈。

　席间，马克斯韦尔突然提出一个想法，让许力以毫无思想准备：他们想出版邓小平文集，并列入《世界领袖丛书》中，希望中方能提供文章和照片。

　“这是好事，我个人是赞成的。”许力以答道。

　“我看你没有胆量办这件事吧?”马克斯韦尔用激将法。

　“我请示一下看看。”许力以接着说。

　此后，中方对培格曼公司和马克斯韦尔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征询中国驻英使馆的意见，使馆作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大使最后表示可交该公司出版。

　至此，这本书进入编译阶段，当时的国家出版局选取了　《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的章程的报告》　等9篇邓小平的文章，交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并由邓小平亲自写序。

　1985年8月2日，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将一本羊皮烫金精装《邓小平文集》赠给邓小平。他对邓小平说，“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第一次印刷的1万册已售完，现在又印了2万册。这说明您的书是丛书中最受欢迎的。”

　邓小平说：“我的东西很平凡，里面没有什么惊人的语言。”

　马克斯韦尔说：“但您的著作是诚实、直率的，是建立在事实和经验之上的。”

　其实，面对中国领导人纷纷迸发的海外出书热情，境外出版商无论作为中国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表现出莫大的兴趣。

　2007年10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一书英文版的首发仪式也在当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举行。该书英文版的书名为《哲学——生活的艺术》，由世界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培生教育集团出版。

　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英文版亦举办了首发式。这部对改革开放初期进行历史回顾的作品，由香港牛津大学(中国)有限公司参与出版。

　“我们希望继续下去，这样由爱思唯尔出版中国领导人著作英文版就有了传统”

　“2007年，我加入爱思唯尔后，发现它是第一家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的外国出版商，感到十分兴奋，我觉得它跟中国有紧密的联系。脑子里就有了印象，我们还要继续出版中国领导人的著作。”此后，美国爱思唯尔集团中国区总裁张玉国把这个故事印到了公司的宣传手册里，成为“你应该知道的关于爱思唯尔的十件事”之一。

　2008年10月，江泽民的学术专著《中国能源问题研究》　中文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张玉国和他的同事开始策划英文版的出版工作。

　他们联系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交大出版社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主意”，但决定权当然不可能掌握在一家出版社手里。

　张玉国拿出了他的看家宝贝：把爱思唯尔出版过的《邓小平文选》的英文版送给了交大出版社。“我们希望继续下去，这样由爱思唯尔出版中国领导人著作英文版就有了传统。”

　首次合作成功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又出版了江泽民第二本学术专著《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于是，爱思唯尔与以上两家出版社以三方共同策划的方式，出版了英文版。

　2009年10月初，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宣传这两本著作。中央文献研究室、上海交大出版社以及爱思唯尔出版集团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要去德国访问，而且江泽民在自己的书上亲自签了名，托他转交给默克尔，作为礼物，并转致问候。”张玉国称，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

　除了赠送给默克尔外，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与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等著名中外经济学家也都在赠书名单里。

　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在习近平会见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社等15家著名国际大型出版集团首席执行官前，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已分别向这15位CEO赠送了这两本书。

　据张玉国介绍，这两本著作的首印均在3000册左右，定价在60美元左右，在国外是很正常的科技图书的定价。(王一　综合自人民网、《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新闻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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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人海外出书，开始改变

　出版流程，加快

　在领导人著作走向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出版流程也在悄悄发生转变。过去，领导人著作一般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交由人民出版社或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更多是文选类系列著作，如《江泽民文选》等;而中央文献出版社则出版了《论“三个代表”》等文献著作。待中文版出版了一段时间后，再由中央编译局或者外文局编译成外文版，交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此类著作在编译流程上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要经过翻译、外籍专家改稿、中国专家定稿、校稿、通读清样等几大环节工序。

　但如今，审批流程已经逐步加快。《邓小平文集》的审核时间长达四年。与之前的审批“长跑”相比，江泽民两本著作中文版面世不到半年，英文版就出版了。

　　编译空间，变大

　针对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著作、文献的翻译出版，外文出版社专门制定了《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翻译出版工作规程》。在这个规程中，仅对“译改核校”就有多项规定。著名的外籍专家爱波斯坦就曾参加了　《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集》等重要著作的英文稿审定。

　香港牛津大学(中国)有限公司总编辑林道群介绍说，如今的编译空间比以往宽松很多。比如说，李岚清的《突围》经初步翻译后送外部专家评审。第一次专家评审反馈，集中在书中的多处论述方式，直接翻译会给西方读者带来阅读隔膜与障碍，建议修改。最后，有关部门同意了评审意见，允许译者在不改变内容的情况下，调整表述方式。

　　发布平台，拓宽

　领导人外文版著作首发式，或在中国使馆举行，如1984年《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在中国驻英大使馆首发;　或在当地著名酒店，如2004年钱其琛《外交十记》韩文版在韩国首尔新罗饭店首发。而2009年，江泽民与李岚清的译著参展法兰克福书展;　今年10月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图书在2014年法兰克福书展上首发，我国国家领导人发布外文版著作已经登上了关注度最广的平台。

　如今，外国出版商已经能够参与中国领导人著作外文版的出版发行工作，并直接参与书籍的推广和宣传工作，同时还能列席中方一些内部会议，被外界视为是一种进步。当然，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编译局仍作为合作方，全程参与出版。（来源：新华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