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张碧晖

             龚育之同志曾经著文述，1958年，于光远“提出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也就是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规律，应该说，这是‘科学学’这门新学科在中国的发端”。但是，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后，我们还是很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因为这门学科在国外发展较成熟，大家熟知的贝尔纳传统和默顿学派就是例证。这二十多年里，我参加了不少国际学术会议和交流，特别认识了马凯、布劳温和克雷奇默几位知名学者，更使我受益匪浅。这三位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对中国都十分友好。
一、 兴趣广泛的马凯
        我是通过赵红洲、蒋国华认识马凯的，1984、1985年我先后两次参加了英国科学促进学会的年会。会议期间，我拜访了马凯，在他家里，他的夫人希拉为我作西餐，介绍他们夫妇和中国同志的交往。希拉当时在大英博物馆工作，她邀请我参观该博物馆，并详细进行讲解。我还参观了马凯工作的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了解了马凯博士的工作。当时马凯博士已经60岁了，他亲自驾车带我游览伦敦市容。当我谈到，我国国家领导人参观剑桥科技园后，国家科技领导希望了解一下《剑桥现象》一书时，当即马凯就买了这本书送我。这是一本关于科研与技术开发在以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变革的作用的研究报告，也是关于10多年前英国已经开始的关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之间关系和恰当比例弁论的总结，对我国制定科技政策有较大参考作用。
          1986年我担任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领导时，曾邀请马凯访问并做学术报告，1987年，我还和赵红洲、蒋国华陪马凯夫妇访问过上海和江苏无锡市。在上海期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时任上海科协副主席）接待了马凯夫妇。1994年，我南下广州番禺创建番禺职业技术学院，2000年，我邀请马凯夫妇访问番禺，他们夫妇从伦敦飞到香港时，我专程去香港接他们到番禺。马凯在我院作了“科学与艺术”的学术报告，我们的学生是大专生，但报告后，有近10名学生用英文向他提问，使他十分高兴，我还代表学院聘他为荣誉教授。
          马凯今年已80高龄，他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世界著名的结晶物理学家。他同时也是科学学和科技史家，1947年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成为科学学创始人、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的研究生。马凯的学术兴趣十分广泛，对材料科学、X射线学、结晶学、蛋白晶体学、计算数学、电子衍射领域都有研究。他对物理学、特别是准晶体或晶体学的五次对称发现有重要贡献。此外，他对科学学、科技史亦多有建树，他发表物理学论文157篇，其它方面的科学论文127篇，其中包括他和贝尔纳合写的著名论文“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由他和戈德史密斯合编的《科学的科学》，已成为科学学发展史上的经典名著。马凯还是李约瑟、普赖斯的好友，得此传承，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科技史有较深的造诣。他家里挂有韩国人送他的中国东三省地图，在实验室走廊里挂着中国八卦图。他研究过《九章算术》，熟悉《道德经》、《孙子兵法》和《论语》。他还多次和我讨论《金瓶梅》，他们夫妇还希望我们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要避免英国走过的弯路。
二、 布劳温，喜欢中国的老头
          今年8月，我和本会老理事，原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一等秘书符志良、广东大音文化公司总经理张清水，应匈牙利文化部邀请，访问了布达佩斯，当即我们如约来到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布劳温的工作室。在放满了书籍杂志的办公室里，布劳温将他踏遍世界各地足迹地方标上符号。谈到中国，他立即兴奋起来，他如数家珍地数起他在上海，北京等地讲课的情况，一些细节，如在上海感冒住院的事都记得很清楚。三句活不离本行，布劳温很快讲起了计量科学。他说：“象医生听、望、问、抽血一样，科技管理者来诊断科学工作有无“病”，主要是大学、研究所写了多少论文，发表在哪里，刊登文章和杂志是否重要。总之，看病人看血液，看科学则看论文。他对中国很关心，他说，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物理、化学、数学发表论文数处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第一是美国，第二是英国、第三是日本，中国排15位，和印度相当。他说他最近用新的指标体系，得出中国论文被引用率占世界第20位，他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很快，有可能成为世界科学大国。
          布劳温对我说，从生理角度，我们都到了退休年龄。但现在还在工作，我在编杂志，你在领导学会，都在享受工作。我还在从事研究，有的是自己出线研究，目的是享受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如我主编的“科学计量学”和“核化学”，每年的流通总额是200美元。会见结束后，布劳温支持送我们到电梯门口，一一拥抱，深情地说，请你们记住，在匈牙利有一个老头，他喜欢中国。
          布劳温在国际科学计量界虽然如雷贯耳，但科学学界也不一定都了解他。他1932年出生在匈牙利，1967年获分析化学副博士，1980年得博士学位。后在布达佩斯罗兰大学任教，与此同时，还担任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兼情报技术和科学计量部部长。布劳温走上计量科学道路有其独特的背景，他在上世纪70十年代由于评价主观性太强，似乎缺乏客观依据，因而心有不安。由于他和当时国际科学计量学杂志主编普赖斯过往甚密，很自然走上了普赖斯的科学计量学道路。从1972年开始，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共出版了五部有份理的专著和39篇文章，奠定了他作为科学计量学权威专家的基础。他的这几本专著分别由匈牙利科学院院长、秘书长、图书馆长作序。其中“1976-1980年32个国家自然学基础研究比较分析指标”已由我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他的斐然成绩，使匈牙利出现了一批科学计量学狂热的研究者，他本人也获得了普赖斯奖。1983年普赖斯与世长辞，布劳温顺理成章成为国际“科学计量学”主编。
三、 和中国多项合作的克雷奇默
        克雷奇默虽然不象马凯、布劳温那样有名，但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1947年出生德国，1970年毕业于柏林洪堡大学，197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86年又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现在柏林自由大学心理学系任教。她是国际科学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学会首倡者，并在1994年选为第一任会长。她虽然爱好广泛，但主要学术兴趣还是在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以及科学学的一般问题上，先后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30多篇论文。她和中国许多大学有过合作研究，特别是和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有很好的合作，目前正在与大连理大学刘则渊教授合作申请课题，联合招收博士生和合作建实验室。她还应广东暨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邀请进行讲学，目前和河南师范大学梁立明教授也有合作项目。
          我在中国和克雷奇默至少见过五次，有两次是在国际计量科学学术讨论会上，一次是在武汉“大学评估”国际会上，一次是在全国科学学会2000年年会，在我工作过的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召开时的见面，包括这一次由于我当时要分管会务工作，又担任院长，加上语言障碍，均很少交谈。今年十月黄金周，我和夫人到大连旅游，住在大连理工大学专家招待所，正在大连理工大学合作研究和讲学的克雷奇默夫妇、德国洪堡大学海因茨教授也住这里。大连理大学人文学院刘则渊教授安排我们一起游大连的金石滩、海洋极地动物博物馆，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与交流。其实，克雷奇默是东西德合并的受害者，上世界90年代初，东西德合并时，我作为武汉科委主任，正在德国访问，正在德国访问。当时的东德，一片哀叹声息，一个作我们翻译的东德先生说，我们东德的所有人都失业了，包括给我们上课的原东德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经济部长，她也是自己开着一部旧车来给我们讲学。克雷奇默本来任第四届国际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和情报计量学大会主席，由于她原来所在的大学由西德方面接管，工作条件和资源一下没有了，许多应该做的工作和贡献也爱莫能助了。这些年来，她主要把精力放在国际合作上特别是和中国同行的合作，目前，她和她的母校洪堡大学也有合作项目。在大连这几天，我们在一起相处很愉快，她们也会有一孙子或孙女出世。
          在我参加国内学术会议时，还认识其它一些同行学者，但印象最深的是上述三位。                                             
                                                                                                                                                         2005年10月于番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