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白影
      几年前，我看过电影《凤凰琴》：大山脚下，一间简陋破旧的教室里，1、2、3、5几个年级总共40多名学生坐成几行几排。连校长在内4名老师。当某老师给某年级学生上课时，其他学生就在教室写作业或者户外玩耍，做锻炼。每天早晨，全校师生队序整齐地站在耸立着的旗杆前，校长高声宣布“奏国歌”，副校长吹口琴，教务主任吹笛子，国歌声中，校长拉扯手中的绳子，全体同学神情肃穆地仰望着国旗徐徐升起。国旗在旗杆上飘扬。校长对那位从师范学校来的年轻老师说：“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这面旗，想到旗帜下这间小学。”

      《凤凰琴》的画面长久地、沉重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今年6月，我所在的党总支决定“七。一”前夕组织一次党员活动，我建议全体党员去看望去资助一间乡村小学。总支书记同意了。我于是派人给增城市教育局局长姚广耀同志打电话，姚局长是我的老朋友，我要求他选定增城一间“最穷、最简陋的乡村小学，最好四、五十名学生，几个年级合在一起上课那种学校。”姚局长回电话：有一间这样的学校，“是增城穷困的那类型”，“全校56名学生，包括3年级和5年级，连校长在内4名教师。”

    《凤凰琴》的画面一下子在眼前浮现！我终于找到了现实中的那间乡村小学了，我和我的党员同事们，要去帮助那种乡村小学的孩子们了。一种将要做一件很神圣、很有意义、很有诗意事情的激动，几天来一直在心头奔涌。一切我都亲自交代：我嘱同事买一台大屏彩电，我说：“至少让孩子们能看到山外的世界”。如果收视不到电视节目怎么办？我又交代同事：买一批关于动物、植物、地理、土壤、农业等科普类影碟，“如果收不到电视，就给孩子们播放影碟”。我还让他们买56个新书包，每个书包里装上《新华字典》，文具盒，笔和练习本等等。“装多点笔和练习本”，我对同事说，装少了，孩子们不够用呵。广东大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卿同志是中共党员，他得悉我们的活动内容后也热情要求参与，张卿同志马上选配了一批适合孩子们读的新书，去援建这间乡村小学的图书室。一切准备就绪，我仍有一份耽心，那里能行车吗？我们总支有40多名党员，那种大巴车能通乡村小路吗？

    6月8日上午10时许，增城市教育局局长姚广耀同志亲自陪同我们去那间我想像中的“贫穷的乡村小学”——合水店小学。汽车沿着美丽的增江前行，平整而且非常干净的水泥公路两旁，小叶桉树和翠竹葱葱?O盛，近山和远山的树丛像一条巨型绿色长龙。车程不过一小时，引导员在公路旁一道围墙的大门口停下来，我抬头一看，“门”字形的大门楣上横向赫然显示“合水店小学”的校名。啊，就这里？这就是增城“最贫困的山村小学”？我们大家下车，党员同志们与排着整齐队伍的小朋友们见面，总支书记发表热情的讲话，校长和小学生们拍手感谢广州来的叔叔阿姨们……我利用这段时间仔细观察揣摩这间小学：进校门是操场，水泥地面，一个标准兰球场大小，左右两侧是兰球架，我们的支教捐赠活动在此举行仪式。校门正面是一幢三层的现代教学楼，每层4—6间房，或做教室，或做办公室。三楼是4位老师中3位住校老师的宿舍，电视电话齐全，与我九十年代在大学里住的宿舍类同无二。进校门右侧一排平房，是厨房杂屋之类，另外，一栋小的独立建筑是师生们的厕所。这间乡村小学四周是砖垒的围墙，给人的印象是：袖珍，现代，正规，教学生活设施齐备。

    我心中掠过一丝莫名的失望与失落，与我想像中的《凤凰琴》中的山村小学差距太大了。我虽然也抚摸着可爱的小学生的头，勉励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整个支教活动中，作为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我是说话最少的。

    返程车上，姚局长首先打破沉默：“您有些失望吧”。其实，姚局长早就从我的脸上看出我那种说不出味道的“失望”与“失落”。他始终微笑地陪着我这里看看那里走走，直到上车返回时才挑明“失望”这个词。“是的”，我说，“与我想像中的乡村小学差距太大了”。姚局长本来6号上午向市长汇报增城教育工作情况，因市领导上午有事改为下午约见他，才使教育局长上午有时间陪同我们。他手头有一份现成的增城教育事业状况和发展规划的报告，关于中小学教育投入、事业发展、教师队伍建设等等都有详尽准确的数据。“这所小学确实是增城条件比较差的小学，但不是您想像的那么贫困。您脑子里电影〈凤凰琴〉那样的学校，在增城早成历史了。”“如果发展到今天，我们这里还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的贫穷乡村小学，那么，我们的市民就会要责问我们，这些年，市长局长们都干什么去了。”他的一番话，像通常歌词里写的：拨开云雾见青天，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道理呢！如果我不“失望”，如果我还能看到现实中《凤凰琴》里的沉重与辛酸，那真得问问，我们的市长与局长们这些年干什么去了。我脑子里突然闪现一点灵感，局长那份教育事业发展报告上一组一组数字，像跳动的音符，合成一首动人的歌，在歌咏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腾飞，在歌咏老师们的辛勤与进步，在歌咏学生们的笑脸与成长。我长期生活在大学里，此时，我为自己对全社会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的无知涂添“失望”“失落”而惭愧。

    姚局长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从年轻时起直至退休，一辈子没有离开讲台。他本人从最基层的小学教师做起，当中学教师、中学校长，以优秀的从教业绩走上教育局长的岗位。他对他所在的增城市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了如指掌，对教育事业的未来充满壮志豪情。他最后跟我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他父亲当了一辈子教师，从没有幸陪教育局长吃过一顿饭，现在，他父亲随时可以叫“局长”回家陪老爷子吃饭了。
【作者系广州大学图书馆馆长，广州大学信息研究所所长，广州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