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主要著录图书的基本信息，为读者检索图书提供一定的方便。古今学者都非常重视目录之学，认为它是读书治学的门径。清代学者王鸣盛在他的《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张之洞《輶轩语》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近代文献学大家余嘉锡先生在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说：“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从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别录》和《七略》到清代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从清代中后期所兴起的大量私家藏书书目到今人所编纂的“善本书目”、机读目录，古今书目对读书治学都有重要的帮助和引导作用。本文拟就古今书目做一个简要的概说，望书界同仁多做批评指导。
　　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２６年），刘向、刘歆父子受诏领校国家藏书。刘向父子广罗异本、条别篇章、校勘文字，在每一部书整理完毕时，刘向便撰写一篇叙录，记述这部书的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及校雠过程，后来将这些叙录编成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提要性目录和分类目录——《别录》和《七略》。
　　刘向父子将汉代政府所藏典籍按类分为六个部分，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书称为“七略”，是因为在“六略” 之前还有一个总论性质的“辑略”，实际上《七略》还是采用的“六分法”。班固在撰修《汉书》时它的“艺文志”部分基本是在《别录》、《七略》的基础上增删而成的。在此我们应当知道《汉书·艺文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史志目录。
　　西晋初年，荀勗主持整理皇家图书。在他所著录的目录学著作《晋中经簿》中将国家藏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分别相当于后世的“经、子、史、集”。东晋初，李充编撰《晋元帝四部总目》，虽也是按四部分类，却改乙部为史部，改丙部为子部。荀?缘摹督?中经簿》和李充的《晋元帝四部总目》，是我国古代图书编目分类中最早采用“四部分类”方法的两部目录学著作。
　　此后的一些书目也有采用“九分法”“七分法”的做法。刘宋时期王俭撰《七志》将图书分为经籍、诸子、文翰、军事、阴阳、术艺、图谱七类，另附道、佛各一类，实际上是采用的“九分法”。梁阮孝绪综合《七志》和《文德殿四部目录》撰成《七录》。《七录》分内外篇：内篇是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技术五录；外篇是佛录和道录。刘向、刘歆所著目录曰“七略”，实际上却是采用的六分法，而阮孝绪的《七录》才是真正的七分法。
　　唐朝初年魏征等人奉诏编撰《隋书》，在其编撰《隋书·经籍志》时参考了《汉书　艺文志》和《七志》、《七录》等书的做法，把图书删并为四部四十七类，并直接冠以经、史、子、集的名称。从此，这种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便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著作的主要分类方法。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个常识当应该知道古代典籍中有时候所说的“乙部书”指的是史部，同样“甲部书”指的是经部。唐玄宗开元九年，把整理完的四部书分别入藏于四个书库，从此便有了四库书的名称。
　　书目按照编撰的主体和用途可以将之分为官修书目、私修书目、史志书目和专门书目。官修书目是历朝的统治者组织官员、学者编撰的国家藏书书目，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别录》、《七略》、《七录》、《七志》就是官修书目。从班固《汉书》开始历代的统治者在修纂前代历史的时候一般都要编纂“艺文志”或者“经籍志”，这些存在于正史当中的藏书目录被称为史志书目。东晋以后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的大量的佛教典籍，于是就出现了专门的佛教书目，如道安所纂的《综理众经目录》。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大多都很重视文化的建设，整理国家藏书、编纂藏书目录以便显示国家文化、典籍之盛，有时候统治者为了搜求遗书也会编订一些专门的“阙书目”。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魏阙书目录》（北魏向南齐借书的目录），《宋史·艺文志》著录《唐四库搜访书目》（唐文宗下令搜访秘阁缺书的书目），《通志·艺文略》有《嘉?v访遗书诏并目》。《秘书省续编》、《四库阙书目》当时简称《四库书目》则是南宋时秘书省为搜访遗书而编订的求书目录。这些阙书目录对于我们了解有关古籍的流传、存亡情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玄宗开元九年元行冲等人编另一个目录学著作《群书四部录》，毋煚在此基础上又编成《古今书录》。北宋时期王尧臣、欧阳修等编的《崇文总目》也是一本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在宋代除了官修书目、史志目录以外，南宋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私家目录学著作，如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同时，它们还是两个重要的解题性质的书目。
　　宋元之际马端临编撰《文献通考》，他的“经籍考”部分实际上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明代高儒所撰的《百川书志》和周弘祖为记录明代各公私机构所刻印的书籍及各地所存的石刻而作的《古今书刻》也是两本重要的私修目录学著作。清乾隆时纪昀等人撰《四库全书总目》，总以经、史、子、集为提纲分为四十四类、六十七个子目。它规模巨大体制完备是我国传统目录学著作的集大成者，它也是一部重要的题解性质的目录。
　　《四库全书总目》之后的私家藏书目录和专门书目多具有题跋和解题的性质。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钱曾《读书敏求记》、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孙耀卿《贩书偶记》、莫友芝、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等。这些书目基本上都是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侧重于对古籍版本的流传及版本优劣的评定。以《孔子家语》为例：
　　孙耀卿《贩书偶记》所著录的刘祥卿刻本：
　　刘祥卿《新编孔子家语章句》十卷，元至正二十七年刊本，每半页十行，行十九字，黑口、四周单栏，栏上加格注标题，后有牌子“清泉刘祥卿家丁未春刊行”。……
　　莫友芝、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所著录的毛晋汲古阁所藏宋蜀大字本：
　　《汲古阁秘本书目》所载北宋蜀大字本《家语注》十卷，今藏桐城萧敬甫穆家，页十八行，行大字十六七八不等，注文双行，约六字当大字之二。第二卷十六页以上缺，毛氏影抄足之，曾假读一过，书中赵宋讳缺，直到孝宗嫌名之“慎”而“敦、郭”不省，定为南宋孝宗，世椠本无疑。其卷尾有东坡居士折角印，考文忠已先卒于建中靖国元年，显为伪作。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书目都著录图书的卷数，刊刻的时间及其它的形态特征，每半页多少行行多少字，黑口还是白口，单栏还是双栏，牌记等等。这些内容在我们看来没有多大的意义，甚至还有些乏味，但对于作学术研究者（版本研究者），却是考订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据，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
　　缪荃孙是清代后期著名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在其长期的编目实践中制定了如下程式化的目录著录方法：
　　××××××几卷
　　××××××撰（撰人尚有籍贯或官衔须照原书卷首抄写），××××××刊本（何时刊本，须略具鉴别力），每半页××行，行××××字，白（或黑）口，单（或双）边，中缝鱼尾下××××字，××××几年××××××重刻序，后有××××几年××××跋。后有××××几年××××××跋。××××字××××，××××人××××几年进士，官至××××××（撰人小传可检本书序跋或四库提要节抄）书为××××××所编集（或子侄所编或自编），初刻于××××几年，此则据××××刻本重刻者。××××氏××××斋旧藏有××××印(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上海书林梦忆录》中华书局1954年版)。
　　现在高校图书馆和其他的一些藏书机构在编订机读格式的目录时，也都有类似的做法，把图书有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著录于规定的字段当中。古今书目都要著录图书最基本的信息，故而在书目的编纂过程中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将现在的机读格式的目录和缪荃孙所制定的目录格式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缪氏所规定的很多目录信息可以著录于现代化的机读目录当中。当然也由于文字目录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我国古代的目录著作主要面对的是传统的文化典籍，缪氏目录格式和现代机读格式目录并不能够完全的等同。
　　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高校和地区藏书结构也都编订了本单位和地区的古籍善本书目。东北师范大学所编的《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解题》，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编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所编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等。中国政府还组织有关的专家学者编纂了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所藏古籍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它在编纂方法上还是沿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且增设丛书部一项，一共收录藏书约6万多种，13万部。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主办、广州大音文化发展公司协办的《全国新书目》杂志每月一期，介绍全国最新的图书出版信息。它分为“书业观察”、“特别推荐”、“新书评介”、“书评文摘”、“精品书目”“新书书目”等栏目，为出版机构和读者了解最新的图书信息有着重要的帮助和引导作用。
　　古今图书目录都要著录图书的基本信息，以为读书治学提供检索，章学诚认为目录学的重要作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刘向父子编订的《七略》、《别录》时将国家藏书分为“六大类”并用序录的办法揭示学术文化发展的源头和脉络，其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采用了类似的编排方法。清代乾隆时期编制的大型目录《四库全书总目》将我国古代的目录著作发展到十分成熟完备的程度，它在分类著录图书之外，还在序录之中对图书的版本情况也有所考评。乾嘉以后由于私家藏书的兴盛加上考据学的兴起，学者编订了更多的题跋性质的目录学著作。这些目录多侧重于对古籍版本流传及其优劣的研究，为读书治学及刊刻书籍提供很大的方便。现在已经是信息高度发展的时代，加上各地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各个藏书机构大都利用电脑程序软件编制机读格式的目录，这种电子目录检索起来方便快捷，有利于学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不管是古代的公私目录还是今人所编订的机读目录，它们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方便检索，使学者能够“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为学术研究扫清一些障碍，但古今书目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读书目的选择不同类型的图书目录。
　　古人强调目录学是读书的门径，这句话在今天同样适用，如果我们选择目录得当便可收到古人所说“得门而入事半功倍”的效果。

（文/赵灿良）